欧洲高血压协会2012年欧洲高血压会议上，一些专家发表的勇敢声明，承认了在高血压的研究领域仍有许多东西是未知的。他们认为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缺乏证据，比如不同人群降压的理想数值，并且认为应该为此进行许多新的实验。与此同时，由于治疗高血压的重担更多的落在了全科医生及家庭医生的肩上，指南也应为他们提供最好的指导。
意大利蒙扎Milan Bicocca大学Giuseppe Mancia博士说，欧洲高血压指南（欧洲高血压协会/欧洲心脏病协会）正在更新，并有望于明年夏天完成。专家需要达成共识，因为有许多议题及改动是恰当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动态血压监测是否是（高血压诊断）问题的解决之道，以及是否应该顾虑新的风险因素。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以及综合疗法的应用依然存在着争议，他提到，并且还有一些关于顽固型高血压及J型曲线现象的议题需要被研究解决。
所有专家都提到，高血压治疗的目标存在很大的问题。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实验研究，仍然不确定该将血压降低到什么水平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护心血管系统。况且，如果考虑动态血压或家庭自测血压，对于所要取得的血压目标值，根本无法获得相关信息，
英国莱斯特大学Bryan Williams博士为与会者概述了于去年夏季发布的最新UK NICE（英国伦敦临床优化政府组织）高血压指南，将血压保守控制在140/90mmHg。
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Suzanne Oparil博士在其发言中描述了她在编制新美国高血压指南JNC 8时的“艰难过程”——不确定该将血压降低到什么水平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护心血管系统。这个指南将会成为进十年来首次指导此问题的指南。她说由于预计发布日期再度修订，此指南将于2012年末发布。
意大利米兰大学Alberto Zanchetti博士提出了一些高血压领域遗留的关键性问题，欧洲高血压协会决定要求用“简单设计实验”来找到它们的答案。这些问题主要有：
高血压的目标值
高血压1级、年龄小于65岁，而心血管风险相对较低的病患是否必须应用降压药？同等条件下的高龄病患又是否必须应用？而在糖尿病患者、前驱糖尿病患者、或者具有心血管病史、肾病史的患者，在其血压处于正常高值（收缩压<140 mm Hg）时是否就应开始使用降压药？逐步降压是否优于持续降压？（由此提出了J型曲线现象的议题）
不同患者群体的治疗所要达到的最低安全血压目标值是多少？例如，糖尿病或肾病患者的血压理想值是否应该小于130 mm Hg（收缩压）？Zanchetti认为“研究此问题应在不同的组群中设计各自的独立实验。”中风、冠心病、糖尿病及慢性肾脏病患者“也许会有不同的反应”。他强调，为了更恰当的研究J型曲线现象，实验应设置三组不同的血压目标值，而不是两组。他引用了ESH-CHL SHOT（欧洲高血压学会-中国高血压联盟-高血压卒中最佳治疗试验）的例子，这个实验旨在研究伴有中风病史或间歇性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高血压患者的J型曲线假说。在这项研究中患者将被随机分配至三个不同收缩压目标值的小组，分别为145-135 mm Hg组，135-125 mm Hg组，以及<125mm Hg组。
动态血压监测、白大衣高血压、以及新的生物指标
ancia在他的讲话中暗示，英国去年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将动态血压监测作为高血压首选诊断标准的国家，而欧洲社会并不像英国那样热衷于动态血压监测。Williams说，英国认为，动态血压监测加快了急症患者的诊断，也避免了至少百分之二十五的误诊误治（这些人通常在诊所或者家中被诊断为高血压，而事实上并未患此病，也就是所谓的“白大衣高血压”）。动态血压监测从这两方面更节约了成本。高血压的预测方面，准确测量的诊所血压与动态血压（的价值）是相似的。那么没有实质获益的事（指动态血压监测）还值得去做吗？Mancia说，“动态血压监测的优势尚未最终确立。当论及对预测（高血压）的实际价值时，准确测量的诊所血压与动态血压（的价值）是相似的，那么没有实质获益的事（指动态血压监测）还值得去做吗？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动脉血压的监测是否真的提高了我们（对高血压）的预测能力。”欧洲高血压协会主席Josep Redon博士（西班牙瓦伦西亚大学）对Mancia的观点表示赞同：“我认为我们应该对动脉血压监测了解更多。”接下来的问题在于是否要顾虑新的危险因素，Mancia说，“科学期刊几乎每天都会指出一些危险因素：炎症指标、靶器官损伤度的新标准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将风险计量标准复杂化，对患者心血管系统的整体预后能有多大益处呢？”同样，他怀疑按照这些新的靶器官损伤衡量标准，是否能够更好的预测治疗（对靶器官）的保护程度。并非所有的数据都只存在于血管之中，他说——比如尿蛋白的降低。“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显示这项指标（指尿蛋白）对（治疗效果的）预测有一定价值，但并非所有研究都是如此认为。例如在ACCORD（糖尿病心血管风险控制行动）实验及ALTITUDE实验（心-肾终点的2型糖尿病阿利吉仑试验）中，尿蛋白的减少并不伴随肾脏（负面）影响的减小或心血管事件的降低，”他解释道。
治疗方案的选择
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各个指南也众说纷纭，Mancia说。“早先的欧洲高血压协会文件明确指出我们不需要坚持按照旧的药品分类将药物分为首选药物、第二选择、第三选择等。这种分类法提及的适用病人在临床实践中并不真实存在，它甚至还针对特定的临床条件或人口环境进行适用药物推荐。而现在我们有一系列品种的降压药物——他们都具有（靶器官）保护作用，并且具有相当好的耐受性——所以，我们难道不应该弃用这种分类方法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对此采取更开放的态度，即表示这三种利尿剂都可运用，而让医生来决定（选择哪一种）呢？”
在问答环节中，哪种利尿剂该被推荐为首选这一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而Mancia认为他“不确定”欧洲高血压协会是否该参与这一争论。一名发问者说，他对于氯噻酮在美国的再度出现感到十分吃惊，“因为这是所有可应用利尿剂中导致缺钾最为严重的一种药物。如果你看过SHEP研究（老年收缩期高血压研究）对相关事件的分析，以及低钾怎样引发问题并且增加中风比率，就会惊讶它居然会作为一种单一药品被推出。如果（在此药物中）加入一种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或者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但是Opari说：“我必须反对这一观点。美国国立心、肺和血液研究所(NHLBI)所做的所有以氯噻酮为利尿剂的临床试验，大多数（结果）都显示出比其他任何对比药物更多的优越性。在低钾问题上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低钾很容易用补钾或者保钾剂来纠正。氯噻酮是一种长效药，它能够很好的降压并且预防心血管事件。”Mancia说，他认为氯噻酮、氢氯噻嗪以及吲达帕胺这三种利尿剂的应用都有充分的证据：“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指南是否一定要持限制态度？一定要有谁优谁劣？我们为什么不能对此采取更开放的态度，即表示这三种利尿剂都可运用，而让医生来决定（选择哪一种）呢？
Williams说：“我同意指南不应规定处方但要指导处方这个观点。我们是医生，医生平均收入高于普通人群的原因是我们需要做决定。指南不应该过度规定，但是必须在证据充分之处给予（医生）指导，而在尚无有力证据时不予建议。举例来说，在利尿剂的问题上，他首要阐述了在英国“我们应用不太寻常的苄氟噻嗪“，但他承认，“我们对此没有任何证据。所以在新的指南建议中，当患者需使用利尿剂时，医生被要求应用氯噻酮或吲达帕胺。这些药物必须优先于苄氟噻嗪以及在美国最常用的氢氯噻嗪。“
联合治疗
Mancia说。“我们急需对ACCOMPLISH(联合治疗预防高血压患者心血管事件)的研究数据进行确认，”他说，由此影射出Oparil早先发表的一项评论，即某项实验被普遍认为不能作为指南建议的“有力证据”。
顽固性高血压
是否应该应用四至五种降压药，目前尚无随机性研究。而且（疾病的）侵入过程十分复杂，对此我们应该如何谨慎处理？“就运用联合治疗而言，在治疗初期应该怎样做，是更加困难的事，” Mancia补充道，“如果我们查阅文献，只能找到来自VALUE试验(长期使用缬沙坦治疗高血压的评估试验)的一组调查结果。如果够证明早期应用联合疗法来实现血压的早控有利于后期血压的控制，“将产生不可估量的益处”，他说。另一个议题在于是否要推荐三种联合药物的固定剂量，他说，“这带来的问题是，（如果这么做）在改进治疗方案时会失去灵活性。”说到复合制剂时，他说早先的欧洲高血压指南“对复合制剂（的使用）持消极态度。这种态度是该被保留还是缓和？”
J型曲线
该现象认为存在一个降压临界点，在此临界点以下再降低血压是具有危险性的。当谈及仍需进行的研究时，Zanchetti说，关于J型曲线现象，“一些研究证实了它而另一些研究则相反。” Mancia补充说：“我们这里只有后期数据。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数据？是该忘了它们，还是应该谨慎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