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疾病（CVD）是终末期肾病（ESRD）的主要死亡原因，即使轻度增加的肾功能损害都会导致CVD和死亡风险显著增加。可能由于病理生理机制不同，传统的Framingham风险因素评估对于晚期CKD患者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预测能力很弱。
过去的十几年中，学者们使用多因素研究方法，评估了多种肽类生物标志物，希望确定更好的风险预测手段。然而，在慢性肾病（CKD）发生时，循环中许多中小分子量多肽都会升高，并且随着GFR降低同时升高。因此，这些标志物水平的升高可能不仅是由于产生增加，也有可能是由于近曲肾小管受损，导致其半衰期延长所致。
之前有研究针对透析人群，测定了一些标志物，例如超敏C反应蛋白（hs-CRP），类胰岛素生长因子1（IGF-1），白介素6（IL-6），可溶性细胞间粘附分子1（sICAM-1），可溶性血管细胞间粘附分子1（VCAM-1），肌钙蛋白T（TnT），肿瘤坏死因子（TNF），血小板计数（PLT），白细胞计数（WBC）等。这些风险标志物都被证明能够独立预测ESRD患者的临床CVD发生和死亡率，但他们往往依赖于相对较小的材料和多因素分析，需要校正很多混杂因素，缺乏稳健性。
在本研究中，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Jia Sun等学者针对一些潜在的风险标志物，进行了一项因果分析研究。文章发表于2016年的CJASN杂志上。
作者将1994年到2014年间，共计543名CKD 5期患者纳入研究，并进行了平均28个月的随访，分析了循环中白蛋白、铁蛋白、hs-CRP，IGF-1、IL-6、血清粘蛋白（α-酸性糖蛋白）、TnT、TNF、sICAM-1、sVCAM-1及PLT和WBC等的浓度，用来预测研究基线时CVD的存在、蛋白能量消耗（PEW）和随后的全因死亡率。
研究发现，许多生物标志物高出参考值范围，并在伴有CVD的患者中水平较高（除了白蛋白、铁蛋白和IGF-1）。并利用多因素分析发现，除了年龄和并发症，只有IL-6、cVCAM-1和白蛋白可以区分临床CVD的存在，只有IL-6、WBC和TNF可以预测全因死亡风险。
作者同时利用ROC曲线分析了每个标志物的最优预测值。例如图1显示的年龄、hsCRP和IL-6与CVD和全因死亡率的ROC曲线。
图 1为风险因素对于CVD和全因死亡率的ROC曲线
综合所有结果，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在众多的潜在生物标志物中，IL-6是仅有的、能够持续独立的区分终末期肾病患者临床CVD的存在，并预测60个月后死亡率的生物标志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