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麦克马斯特大学的Chow博士等在JAMA杂志上发表了城镇流行病学调查（Prospective Urban Rural Epidemiology，PURE）研究结果，提示在所选的高、中、低三种不同收入层次的人群中，高血压总体发病率为40.8%。 其中诊断为高血压的患者为46.5%。在接受治疗的高血压患者中，血压控制率达32.5%。研究结果表明，高血压诊疗水平仍具提升空间。
然而，来自东京大学的Rahman博士等对上述研究结果提出质疑，并向JAMA编辑部提交了质疑内容。同时，Chow博士等也作出了回应，内容均发表在2014年1月22日的JAMA杂志上。
Rahman博士的质疑：
高血压是全球范围内引起死亡和功能障碍的主导因素。就高、中、低三种不同收入层次国家的高血压发病、诊断、治疗以及控制情况，Chow博士研究团队提供了的统计数据。但是，结果中提及的高血压发病、诊断、治疗以及控制情况，与其它研究结果大相径庭。
例如，PURE研究提出，孟加拉国有39%的成人患有高血压，而先前的全孟加拉国人口健康调查（BDHS）报道仅为25%。此外，该研究指出南亚国家（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高血压患者中，40%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32%的患者接受了治疗。然而，BDHS调查指出，50%的患者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且这部分人群中的41% 接受了降压治疗，这些数据均比PURE研究高得多。印度、中国和南非等国的统计也存在类似的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实验设计、分析等一系列问题导致。
PURE研究提供的数据样本量小，低收入国家回应率低，但是事实上这些国家的回应率理应较高。作者没有严格按照概率抽样设计或者进行概率权重处理，这些缺陷都是导致选择偏倚以及发病率误算的主要原因。
Chow等推测，较低的高血压发病率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存在“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 但是，在孟加拉国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中，高血压诊断基本是免费的，即使付费，较低的诊断费也不会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
教育水平低、卫生设施缺乏以及对检查重要性认识的不足，都会影响偏远或贫困地区人群高血压的诊断率，经济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高血压发病、诊断和治疗等的准确信息，有助于卫生部门了解高血压现状，并制定适合国情的医疗政策。但是，Chow等提交的结果可能对高血压防治意义不大。
Chow博士的回应：
我们注意到PURE研究中每个国家的样本结构并不具有国家代表性，也就说，分析结果并非一定代表某个国家。纳入研究的低收入国家样本量为31685，回应率为55%。
由于未能获得完整的人口普查数据，我们没有将分析结果进行加权。社区人群的多样性导致了样本抽样差异的存在 。因此，考虑到实际意义，各个国家的研究人员与调研项目组进行了磋商，决定抽取社区中具代表性的家庭作为试验样本。
PURE研究和BDHS研究是由同一调查小组开展。在PURE研究中，2754研究人群均为家庭成员，年龄在35-70岁之间，而BDHS研究（样本量7839）抽样只选取老年个体，非家庭成员。从而，因抽样偏倚得出较低的发病率。
更重要的是，两项研究对于高血压的判定标准不同。BDHS研究将血压未控制人群（≥140/90 mm Hg）或服用降压药物人群进行了统计，得出高血压的发病率为25%。其中，该数据并未纳入15%的服用降压药且血压控制良好的人群 。而PURE研究将上述两部分人群均纳入在内。因此，在BDHS中，血压控制和未控制人群占40%，这一比例和PURE研究相差不多。
因此，在PURE和BDHS两项研究中，人群的年龄和高血压定义之间的差异可能影响了统计结果。我们研究结果表明，南亚地区高血压诊断率和治疗率分别为40.4%和31.9%，低收入国家两者比例分别为40.8%和31.7%。
对于孟加拉国高血压诊断、治疗和控制情况，研究中并未具体阐述。低收入国家高血压诊疗水平较低存在多方面因素，包括“看病难、看病贵”，缺乏对血压控制不良的认识，以及不同的价值观。鉴于此，干预手段也必须是多样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