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里，放射学领域发生各种进展，使得动脉粥样硬化组织中的炎症反应和新生血管形成得以成像。2014年8月发表在Circulation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为我们回顾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各种临床期和临床前期的成像特征方面的进展，旨在解开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理过程之谜。
一、超声成像
心血管系统分子成像方面的超声应用（US）是心脏超声造影原理的扩展，如今已运用于临床。非靶向US造影剂（UCA）在微血管中仅仅发挥血管内血液示踪剂的作用，表现得就像普通红细胞。经过配基修饰的靶向UCA特定的亲和力增强，可以定位在病理性表达升高的靶位区域。
通常，UCA是由微气泡构成，这种微气泡（MBs）一般具有气体核心，并有由蛋白、脂质和生物相容性聚合物组成的稳定外壳包绕着。当然，也存在亚微米级别的含气脂质小体和具有声学活性的乳液纳米小体。当暴露在US波时，MBs震动并产生共鸣，从而产生与组织后向散射不同的声学信号，使得US系统可以对UCAs发挥最大的检测能力。
1、非靶向US成像
应用非靶向UCA，对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新生血管形成进行增强对比US成像（CEUS）是可行的（见图1），因为CEUS显示的新生血管与CD31染色的新生血管具有很好的组织学相关性。然而，这种相关性也并非最佳，因为在颈动脉内膜剥除术中，外膜层和部分介质残留了下来。
图1 有新生血管形成的颈动脉超声造影图像。B模式下超声成像图像（右边）显示：颈动脉内可见斑块。A图示：对同一条动脉行对比增强US可见斑块（箭头所指）内有微气泡。
1.1 区分稳定和不稳定斑块
斑块增强的程度与颈动脉狭窄的程度无关。斑块高度增强的表现在透声性斑块中较为普遍，斑块的回声强度与斑块内新生血管形成的强度成负相关。因为斑块透声被认为是高风险的标志，据此可以增强CEUS区分稳定和不稳定斑块的能力。
不管颈动脉疾病有无症状，CEUS都能进行鉴别诊断。而且，凭借心血管疾病的病史和以往心血管的缺血事件，CEUS可以报告出外膜营养血管和斑块内新生血管形成的存在和程度。
1.2 评估他汀类药物对LDL水平的影响和新生血管形成
CEUS也用于评估他汀类药物对低密度脂蛋白（LDL）水平的影响和评估新生血管形成。经过6个月的随访，研究发现，患者身上46%的斑块出现了斑块内新生血管形成衰退这与LDL水平降低有关。CEUS定量化的新生血管形成与未来心血管事件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关联，需要一个前瞻性临床研究来评估这种关联。
上述研究需依靠CEUS对新生血管形成程度进行客观评估。为了进一步改善这一点，针对时间-强度曲线（以UCA填充时间和斑块增强强度的动态电影短片形式为基础）已经投入临床应用。除却可接受的可重复性，这种定量的检测方法使得鉴别患者有无缺血性卒中的斑块。
当下有一种运算方法是以电影短片形式为基础计算新生血管形成面积与总的斑块面积的比率，通过开发这种运算方式和运动补偿的应用，也能够报告出CEUS为基础的参数与以组织学为基础的参数之间良好的相关性。
2、靶向US成像
US已经用于分子成像，主要针对炎症反应和新生血管形成。通过设计出生物功能化的UCA，进一步修整了针对特定目标的亲和力。由于炎症反应因子，如血管细胞粘附分子(VCAM)、内皮细胞选择素和血小板选择素等的作用，受体得以表达，但没有或很少有组成性表达，为了实现对特定疾病的靶向成像，这些受体可以更好地靶向指导受体靶向US成像技术。
一项全面的IVUS研究表明：抗血管细胞粘附分子、抗细胞间黏附分子、抗组织因子、抗纤维蛋白和结合抗纤维蛋白原的乳状脂质小体可以仅通过一个步骤就区分出冠脉粥样硬化组织中不同的组成成分。然而，与含气的MBs相比较而言，以乳剂为基础的纳米粒子在血液循环中的声学反射率较低，这也成了临床应用最大的瓶颈。
Kaufmann等利用VCAM-1-靶向的MBs使动脉粥样硬化的炎症反应得以成像。由于VCAM-1在动脉内皮和营养血管上皮都有表达，使得炎症反应和新生血管形成同时成像。由于他汀类药物的使用所导致的VCAM-1表达下降，也可以通过VCAM-1-靶向的MBs进行量化（见图2 ）。
图2 升主动脉的分子成像。对未接受过治疗的动物注射MBVCAM（B）和MBCtr（C）超声造影（CEUS）图。对接受过他汀治疗的动物注射MBVCAM（D）和MBCtr（E）超声造影图。采用B模式下超声成像图像显示了升主动脉的轮廓（F和G）。
其他可用于炎症反应和新生血管形成成像的潜在目标可以是细胞间黏附分子I或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α-整合素，这些在肿瘤研究中的病症模型都有应用。MBs无法穿透更深的斑块成分，如脂质成分，这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使用。
二、核磁共振成像
不同斑块成分和周围组织都有固有的MR弛豫特性（T1和T2），核磁共振成像（MRI）利用这点即可在不用造影剂（CM）的情况下显示斑块的各种成分。在T1加权像上，斑块的纤维性组织显示为等强度到高强度，而脂质亦同。然而，纤维性组织在T2加权像上的信号强度较高。CM的应用使得组织的信号增强，克服了多重MRI后敏感度受限的问题。
1、非靶向MR成像
1.1 造影剂-增强MR
造影对比剂增强MRI在静脉注射造影剂之后可以得到目标组织的平扫图像，接着在CM注射后的某个合适的时间点又可以得到增强后的图像。以钆类造影剂为基础的CMs结合到白蛋白上，形成复合物，随着原有白蛋白漏出官腔的位置移出静脉官腔，最终导致管壁呈增强成像。
在渗透斑块的过程中，钆类造影剂基团除了结合到白蛋白，还积聚在斑块的细胞外基质中（其包含疏水性物质。如胶原蛋白或蛋白多糖）。因为同为油性物质的缘故，钆类造影剂并没有进入斑块的脂质核，结果优先增强了其表面的纤维组织。
传统的钆类造影剂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会迅速分布到细胞外和肾对其相对较快的清除率。
对接受了颈动脉内膜剥脱术的患者使用体内钆类造影剂增强的MRI检查，管壁的增强成像有助于更好地区分纤维组织和脂质核心。在邻近腔内表面和外膜的区域可以看到管壁增强成像。Cornily等根据家兔主动脉的试验表明，在延迟相中，使用可以延长血管内相位的新型CM，早期斑块增强成像与新生血管密度和巨噬细胞密度成正相关。
近期，有一个研究随访了10例接受了钆类造影剂增强MRI检查的患者，研究表明：急性心肌梗死之后，即使不同的时间间隔，对比噪声比的的变化与C反应蛋白的变化同步。这或许是与急性冠脉综合征相关的潜在炎症活动指标。
两个研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两者的患者人数都比较少。而且结果没有与IVUS做比较，尽管IVUS是有创性的检查，但仍然是冠脉斑块评估的金标准。另外，钙化斑块的存在也使得管壁增强的评估变得困难重重，尤其是在使用CT进行配准的情况下。
然而，欲使用增强延迟扫描技术评估动脉粥样硬化活动的严重性，还是需要更大型的研究来进一步确认增强延迟扫描技术的有效性。
1.2 动态对比增强MR成像
如今，只要利用一系列MRI设备，将钆类造影剂和打入目标组织，观察造影剂的动力学变化，加以恰当的建模，就可以使得评估斑块新生血管形成的程度和渗透性成为现实（动力学建模模型见图3）。这种技术即所谓的动态对比增强（DCE）MR成像。
图3 由动态增强扫描和MRI所得的滋养血管图。不同时间注射扎类造影剂后可得图像A，继而可得局部血浆容量参数图B。
1.2.1 应用基础
其时空的分辨率都较高,可以对各种斑块成分进行详细的评估。曲线下面积的再现和动力学建模参数已经可以报告，然而对比增强的MR衍生参数似乎取决于所用CM的类型。CM会流入细胞外区域、新生血管区域和由巨噬细胞面积来量化的斑块炎症区域，动力学建模后所获取的CM转移常数之间也存在紧密的相关性。
他汀类药物具有降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炎症活动的作用，故可显著降低CM转移常数。这些发现提示：CM转移常数可以直接反映斑块炎症。在兔子的动脉粥样硬化模型中,粥样硬化斑块内新生血管计数、新生血管渗透和斑块内炎症之间联系已经有相关报告。
因此，对比增强MRI可用于检测斑块内新生血管形成和炎症反应情况。
1.2.2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然而，这种技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微血管成像，尤其是斑块的易损区域中的微血管，如斑块的肩部（纤维帽最薄处），需要较高的空间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可以准确评估动脉灌注功能，但为了实现较高的空间分辨率，只能牺牲这部分要求。如此一来，当动脉壁厚度仅有1mm到2mm时，譬如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早期的血管，该技术将面临更多的困难。
另外，血管弯曲度和斑块结构可能会引起部分血管容积的变化，使得动力学模型相关参数的测量困难重重。而曲线下面积不仅反映了组织血流情况和血管渗透程度，还间接地测量了组织间隙的面积，所以它的生理意义并不简单。
应用DCE-MR的临床研究根据信号强度来计算血液动力学参数，除非采取了适宜的校正方法，否则从本质上比较不同时间和不同中心引导研究的对比噪声比颇为困难。不仅如此，较高的磁场强度所引起的明显易感性的影响也会带来检测方面的障碍。
面对这些检测方面的困难，我们需要发展新的获取目的信息的方法，提高检测的有效性，以便准确地而又可重复地定量评估炎症反应和新生血管形成的生理参数。
2、靶向MR成像
2.1 氧化铁类造影剂在MRI中应用
2.1.1 氧化铁类造影剂的应用基础
凭借靶向CM的使用，MR成像也可以使得斑块中的炎症细胞介质显影。尽管Kresse等刚开始设计氧化铁类造影剂相关的研究方案是为了使得网状内皮系统显影，然而，却在有高脂血症的兔子身上发现，超顺磁性氧化铁颗粒也可以进入主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细胞内。
相对于超顺磁性的氧化铁颗粒，葡聚糖涂层的超顺磁性氧化铁颗粒（USPIO）的尺寸更小，且具有从密闭的毛细血管孔中渗出的能力，这使得细胞MR成像技术更加受到临床医生的青睐。
更重要的是，肝脏和脾脏的内皮系统并不能迅速地识别USPIO颗粒，使得颗粒的半衰期延长，更加适合应用于动脉粥样硬化成像。尽管目前公认USPIO颗粒会积聚在巨噬细胞中，但其中的摄取机制尚未完全明确。
USPIO浓度较高的区域，T2/T2*弛豫效应更为凸显，其所在的组织在MR成像中也呈现低信号状态。静注USPIO24小时之后，初始信号丢失的区域开始显像，36小时后变得更加明显，直到48小时后停止增强显影（见图4）。我们可以观察到，USPIO静注前后目的区域的信号密度发生了相对的改变。其中，增强MR成像可用于量化USPIO诱导的信号丢失。
图4 使用超顺磁性氧化铁粒子前和后MR成像，左边为使用前，右边为使用后。
2.1.2 染色技术对氧化铁类造影剂的定位检验
对巨噬细胞和铁分别用CD68和普鲁士蓝染色试剂进行着色，以方便从形态学的角度上对颈动脉斑块中USPIO的位置进行评估。然而，MR和组织学之间的关联至今尚未相关报告。Trivedi等观察发现，尽管目前已经证实，普鲁士蓝染色试剂进行着色定位与MR信号空间定位之间存在关联，但是对于USPIO信号作用的本质尚无定论。
MRI结果显示：USPIO影响的程度、普鲁士蓝染色试剂着色程度和巨噬细胞计数量之间存在强相关性，与斑块显影中USPIO四处散布的情况相比，表明USPIO重点吸附在某些区域上。而有重点吸附区域的斑块在组织学上观察，也可发现其有易损斑块的相关特征。如果单独观察普鲁士蓝染色试剂着色程度与巨噬细胞定位，则发现二者间相关性不强。
尽管对于这个现象有着各种各样的假说，如斑块中的巨噬细胞群有着异质性，研究人员们都倾向于认为是普鲁士蓝染色试剂对USPIO进行着色缺乏特异性的缘故。然而，当使用低浓度USPIO时，T1效应明显，使得信号增强。这可应用于观察有厚纤维帽但未引起相关症状的颈动脉斑块。
2.1.3 USPIO信号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无症状患者身上，连续超过三个月应用USPIO增强的MRI检查，发现使用高剂量他汀类药物治疗效果与低剂量组相比，前者的颈动脉斑块炎症明显减少。继而对该试验的患者进行长期的随访（平均4年），所做因果分析也没能证实USPIO信号强度丢失与后续的任意心血管和脑血管事件相关。
这个因果分析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它明显还不足以评估这个试验的长期关联性。传统的检测方法，可定量检测MR成像的相对信号丢失，并间接评估USPIO诱导的变化程度，但也存在局限性。检查时患者的体位不同、磁场的均匀与否以及其他人为因素都可能引起信号丢失，也可能无法显示USPIO的吸附情况。
不同于半定量分析的方法，定量化的T2和T2*MR脉冲序列检测效果更好一些，特别是定量T2序列检测方法，因为它们的检测结果更不容易受磁场不均匀性的干扰。近期，Sadat等已经将这种定量化序列检测方法应用于检测人腹主动脉血管瘤的炎症。
由于USPIO和其他阴性对照的方法的信噪比较低，有时难以解读检测结果，所以一般会同时应用阳性对照序列的方法，以便最后成像结果的解读与分析。尽管应用前景很好，但目前仍没有USPIO产品被批准用于动脉粥样成像。
2.1.4 氧化铁类造影剂靶向作用的进展
正如受体靶向的UCAs，带有配体标记的氧化铁粒子对粥样硬化组织中的特异受体具有靶向作用，加强成像效果。Nahrendorf等通过应用血管细胞粘附分子-1（VCAM-1）靶向氧化铁纳米粒子，在早些时候便阐述了动脉粥样硬化组织中的所有细胞类型在体外都可表达VCAM-1受体。
活体MR成像显示主动脉根部信号明显增强。血管细胞粘附分子-1氧化铁粒子共同沉积在血管内皮细胞以及其他表达VCAM-1的细胞上，如荧光显微镜观察下的巨噬细胞。在老鼠实验中，凭借将特异靶向的肽类和USPIO结合起来，可以反复观察到主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信号对比增强。
由USPIO-R832增强的斑块中含有巨噬细胞，主要集聚在纤维帽和大型的坏死核心中，然而，USPIO-R832会对富含巨噬细胞和中性脂质但整体胶原蛋白成分减少的斑块产生负性增强的效果。
与非特异性的葡聚糖涂层氧化铁粒子相比，生物功能化USPIO由于其明确的特性，可明显缩短成像时间。USPIO衍生物通过与聚乙烯醇共价结合，从而避免被巨噬细胞吞噬。
近期，其他功能化的USPIO，如那些靶向的P-选择素、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和清道夫受体A1，也适用于靶向粥样硬化病变成像。与单独应用由VCAM-1或P-选择素靶向氧化铁微粒子，在主动脉斑块中应用由VCAM-1和P-选择素双重靶向氧化铁微粒子，可以明显增加绑定效果。
如果继续将这种规格的氧化铁微粒子减小到“μ”的级别，MR成像时则可以更好呈现活化的血管内皮以及粥样硬化的不同发展阶段。
2.2 钆类造影剂
2.2.1 钆类造影剂的应用基础
带钆纳米粒子可用作T1-CM，包含磷脂、表面活性物质和亲脂性钆类复合物。在氧化铁类造影剂发展早期，其用于克服氧化铁粒子在MR成像增强方面的局限性，如在区分氧化铁造影剂引导的信号空白还是技术上的失真，造影剂吸附存在非特异性和由于动脉壁CM渗透延迟导致成像延迟。
特异性靶向和脂类纳米粒子的应用，使得大量的钆类在脂质双分子层上可以结合到粥样硬化的组织。它们一般可以快速吸附到靶位上并快速清除，且是通过肾脏进行排泄，导致高信噪比的现象。
在鼠类的主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模型中，微粒对凋亡细胞和巨噬细胞表面的磷脂酰丝氨酸有靶向作用。高密度脂蛋白则是另一种原有的纳米粒子，由于它与粥样硬化斑块之间存在自然的内在反应，所以也被当做成像辅助因素看待。Frias等应用含高密度脂蛋白的钆类MR成像造影剂，结果发现动脉斑块中富含巨噬细胞的区域信号强度增强。
2.2.1 钆类造影剂的发展
然而，由于人血浆在制造这种CM上的应用，所引起的安全预防措施使得基础与临床之间的转化工作复杂化。伴随着HDL及其治疗的研究热度上升，也促进HDL模拟肽的发展，整体方向为降低免疫原性以及减少免疫复合体的形成。Cormode等首次发表报告称，在老鼠体内使用经过钆标记的HDL类似物和带罗丹明的纳米微粒，然后用两种模式进行成像（分别是MR和荧光技术），以特异性地吸附到斑块中富含巨噬细胞的区域。
阳离子和膜渗透性脂肽（P2A2）通过共价结合的形式进一步修饰带罗丹明的纳米微粒，使得粥样硬化的血管壁MR成像的信号增强效果更加明显。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下可观察到带有罗丹明的纳米微粒和P2A2的复合体共同定位在斑块内的巨噬细胞上。
此外还有一种化学合成的工程基材产品，其进展同样振奋人心，它与指定的目标发生内在反应之后发生一些理化性质的改变（由于酶分裂、pH值改变等）。这种理化性质的改变会引起高弛豫率和高信噪比，促使成像时更容易检测到目标。
肺组织髓过氧化物酶可作为分子成像的靶位，而这种物质在后期粥样硬化病变的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都有所表达。有相关报告称，应用钆类磁共振探针可发现病变粥样硬化胸主动脉的肺组织髓过氧化物酶聚集处MR信号增强，其中组织学检查可观察到该区域也有巨噬细胞渗入。
另外，关于粥样硬化组织中血管形成的成像，也有报告称可用整合素αvβ3靶向的钆类纳米微粒进行靶向成像。整合素αvβ3是公认的新生血管增殖的生物标志。
三、核素成像
1、核素成像的应用基础
核素成像可用于在斑块功能水平上定量检测信息，如代谢活性或者功能分析的表达水平。这种技术基于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标志物（一般是放射性示踪剂），通过γ照相、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或单光子发射断层成像等各种成像技术，将靶点上呈现标志物的信号（热点）。
为了能获取高质量的影像，放射性示踪剂应该具有从血液中快速清除的能力和良好的靶/背景信号比。这点很重要，尤其是当显影靶点很小的时候，如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高背景信号会降低影像质量。因此，应用高靶点特异性的放射性示踪剂变得相当重要。
核素成像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但普遍空间分辨率欠佳。随着多模式成像系统的普及与发展，如PET/CT或者PET/MR成像技术，他们有着更高的空间分辨率，将有助于克服这个局限性。
2、 核素成像的发展
有学者发现巨噬细胞通过清道夫受体摄取的氧化低密度脂蛋白（Ox-LDL），为了改善这些生物标志物的动力学功能，又制造了放射性同位素标记的Ox-LDL。据观察，锝-99标记的Ox-LDL定位于巨噬细胞的清道夫受体上，具有从血液中快速清除的能力，且在发现有临床症状的颈动脉斑块有高敏感性。
锝-99标记的Ox-LDL可以靶向聚集在叶酸受体上，而叶酸受体只在活化的巨噬细胞上表达，以便区分活化和静息的巨噬细胞，从而可以精确地显影不稳定动脉粥样硬化灶。相比脂蛋白，多肽可以从血液中快速清除，而且从理论上来说，也可以使得识别动脉粥样硬化组织更加容易。然而，它们至今仍没有应用在人身上。
为了量化巨噬细胞的成分，在动脉粥样硬化病理过程如单核细胞聚集和泡沫细胞形成中的一种重要的分子—氨基丙二酸，相比正常人的主动脉，在粥样硬化的主动脉中，被放射同位素标记的单克隆抗体的摄取显著增加。然而，减缓体内血液中放射示踪物的清除并不能使主动脉粥样斑块得到更好的成像。
3、PET-18F-FDG的应用
相比分辨率为1.0-1.5cm的PET-CT成像，PET-18F-FDG 成像的分辨率为4-5mm。Rudd等发布报告证实了18F-FDG PET这种非侵入性技术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炎症的成像的有效性（见图5）。
图5左颈总动脉粥样硬化病灶FDG-MRI图像。A、MRI黑血技术，箭头指示颈动脉斑块。B、由于颈动脉斑块区域FDG摄取增加，叠加FDG-MRI图像显示热点（箭头所指）。
18F-FDG PET成像事实上反映了血管的葡萄糖代谢的情况，其被认为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炎症情况的替代性指标。动脉粥样硬化（不合并糖尿病）动物模型的临床前研究证实，炎症是信号的基础，但并非始终如此。因为当我们考虑到斑块中所有细胞的葡萄糖代谢积累了18F-FDG，在斑块中巨噬细胞相比其他细胞有更高的葡萄糖摄取量，就变得不足为奇了。
通过利用18F-FDG PET成像检测18F-FDG的信号改变，不同抗动脉粥样硬化药物的有效性得到了有效的评估。尽管应用FDG PET非侵入性地观察伴有糖尿病的患者的炎症水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出现血糖水平升高的时候，血糖会竞争性地使得细胞对18F-FDG的摄入减少。
对于在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研究中使用18F-FDG PET，无疑仍然存在局限性。目前的研究也正在调查18F-FDG PET量化动脉炎症以及DCE-MRI评估新生血管形成之间的联系。
Taqueti等也发现，随着巨噬细胞计数的增加，FDG PET信号也增加，Ktrans值在富含巨噬细胞的斑块中也增加。也有报道指出，通过PET摄取18F-FDG评估炎症和应用DCE-MR成像评估斑块灌注之间呈弱相关。而后者最可能的解释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进展的不同阶段中斑块炎症和新生血管之间存在复杂的联系。
近期，PET-CT成像也用于检测动脉粥样硬化组织内的钙化情况，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不稳定且代谢活性高的动脉粥样硬化组织钙化活动也比较活跃，而长期存在的休眠状态钙化灶则没有这种情况。羟磷灰石是血管钙化灶的主要结构成分,在病变矿化的最早期和最活跃期沉积下来,目前普遍认为其与斑块的炎症和坏死相关。
因为氟在晶体表面通过与羟基的离子交换进入羟磷灰石，利用其优势使18F-NaF PET应用于动脉粥样硬化钙化的成像。据观察，如果患者冠脉中18F-氟化钠（NaF）活性增加，提前发生心血管事件的概率可能增加，整体钙化指数也会更高。
在一个最新的前瞻性临床试验中，发现18F-NaF有局限性，心肌活性会影响冠脉18F-NaF摄取的定量分析。然而，在心肌梗死前患者颈动脉斑块破裂的所有位点可观察到18F-NaF的摄取，而且18F-NaF的摄取情况与钙化活性、巨噬细胞浸润、细胞凋亡和坏死相关。
应用血管内超声（IVUS）检查，相比斑块中无18F-NaF摄取的情况，稳定型心绞痛患者的斑块中局部有18F-NaF摄取，其有着更多的高风险特点，如正性重塑，微钙化和坏死核心。这些发现突出了8F-NaF在分辨稳定和不稳定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潜在优势，特别是冠脉内受限于心肌摄取的18F-FDG PET成像有着潜在的效益。
然而，若想将此技术应用于改善危险分层方法，监测疾病进展，指导治疗干预，评估新的抗动脉粥样硬化治疗疗效，还需要进一步评估这种成像技术。
四、结论
在发达国家，尽管针对动脉粥样硬化的诊断与治疗都已经取得到巨大的进步，但仍是导致死亡和患病的主要原因。在过去的30年间，我们对动脉粥样硬化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把动脉粥样硬化组织单纯地看做阻塞血管的脂质圆柱体病变，到现在关注管腔狭窄之外的病变。
新的成像技术使的我们可以顺利地获取功能成像结果，以及在体内显微技术的支持下比以前获取更多关于斑块炎症和新生血管形成的细节信息。它们不仅可以帮助检测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病理变化，还可以用于评估抗动脉粥样硬化和抗炎症药物的有效性。
每一种技术都有其优点和缺点。
理想的情况是，在尽可能少地表达组成性基因的情况下，将治疗药物置入疾病特定的靶位上，以阻碍和终止疾病进展，所以在动脉粥样硬化疾病发展的早期，即远在出现临床症状之前，对动脉粥样硬化疾病进行早期鉴定被当做是功能、细胞核分子成像的最理想的目标。
所以，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仔细地挑选合适的成像终点事件，而不只是依赖需要大样本的临床预后研究。
